范说水浒

第一章　　“王伦时代”的梁山管理
第二章　　火并王伦——血腥的恶意并购
第三章　　梁山的新董事会和分肥体系
第四章　　推倒重来，废除排名制
第五章　　短暂的吴用代理CEO时期
第六章　　晁盖退出舞台，宋江独揽大权
第七章　　主流化改造与“招安”的豪赌
第一章　　“王伦时代”的梁山管理
　　“白衣秀士”和“黄衣秀士”之别
　　中国现在90%以上的企业，都处于梁山泊发展史上的“王伦时代”。
　　梁山的创始老板、第一任CEO王伦，最初“是个不及第的秀才，因鸟气，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”。看来，王伦读过一点书，高考落榜，又有点江湖气质，在社会上碰了壁，很不如意。和杜迁两人曾经投奔“柴大官人”柴进，又得到了柴进的一点资助，在梁山拉了一批人马，搞了点“实业”。
　　施耐庵写《水浒》，每个字都是微言大义。王伦的绰号“白衣秀士”，绝不是这么简单起的。历史上真实的王伦，外号其实是“黄衣秀士”。
　　《宋史》里面有记载，当时在沂州（今天的山东临沂东南），确实有个王伦造反。虽然人数很少，只有几十号人，后来也只发展到几百人，但是，很有声势。根据欧阳修的记载，这个王伦“打劫沂、密、海、扬、泗、楚等州，邀呼官吏，公取器甲，横行淮海，如履无人……其王伦仍衣黄衫。”大家都知道，“黄衫”不是随便穿的，只有和皇家沾点边的，才能穿黄衫。这个王伦，本事和实力不大，口气和野心不小，公然与朝廷叫板。给人的感觉像是那个20年前在大学校园里的戴尔，拿把螺丝刀帮别人装几台电脑，告诉父母他要“战胜IBM”。
　　施耐庵把王伦从“黄衣秀士”改为“白衣秀士”，一字之差，两者的胸襟、气魄、格局、眼界，高下立判。既然只敢穿“白衣”，王伦日后的事业，注定大不到哪里去了。
　　不合时宜的排名制
　　创业初期的梁山，王伦这个“老大”，并不象后来的宋江那样拥有绝对权威。比如，林冲上山之时，王伦本来打定主意，准备找个借口，把他打发走，“免致后患”。可是，另外几个兄弟——朱贵、杜迁、宋万都据理力争，无奈之下，王伦只能给自己找了个“投名状”的台阶，让林冲留了下来。
　　不过，在王伦主政梁山期间，梁山泊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——排名制已经形成，第一把交椅自然是王伦来坐，然后依次是杜迁、宋万、朱贵，后来林冲雪夜上梁山后，排在朱贵前面，坐了第四把交椅。
　　排名制的最大好处，是山寨的等级秩序一目了然，高低贵贱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但是，这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：一是排名的依据，是按资历，还是按能力，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？这一点无从体现，而曾为八百万禁军教头的林冲，座次竟然在武艺平常的杜迁、宋万二人之下，这也埋下了后来“火并王伦”的伏笔；二是过于僵化，按照这种排名制，资历决定一切，排了座次以后，就不能随便调整，来得晚的，本事再高、功劳再大，也只能屈居人下。
　　很明显，这种排名制只是守成之制，而非创业之制，根本不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。王伦在企业草创时期，就采用这种排名制，显然是一种无所作为、只求保持现状的做法。但是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，不进则退，你不吃别人，别人就要吃你。
　　后来晁盖入主梁山泊，也采用了这种排名制，证明晃盖与王伦的差距不大，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。
　　所以，后来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宣布废除“排名制”，废除全部旧的“年功序列”，全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，重新竞争上岗。
　　分工和盈利模式
　　在这个草创阶段的管理团队中，还有一些粗略的分工。朱贵在山脚下开酒店，这个酒店既是山寨的耳目，也是山寨的鹰爪。他的部门算是梁山泊的“情报部”、“外联部”。至于杜迁、宋万两位，就连王伦也认为他们“武艺也只平常”，这两位在当时的梁山泊上多半属于打家劫舍的先锋。他们两人形成梁山的“市场部”——“打劫部”。碰上一些比较大的商队，或者说遇上一些“大单”，朱贵一个人对付不了，就要他们两位出马了。
　　朱贵在山下开的酒店，对于梁山泊而言有非常关键的作用。一方面，朱贵在酒店中打探江湖中的各种动态、消息，研究整个国内市场的宏观面；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，朱贵在山下打听、侦察往来客商的情报，研究梁山企业的具体业务的“潜在顾客”。“但有财帛者，便去山寨里报知。但是孤单客人到此，无财帛的，和他过去；有财帛的，来到这里，轻则蒙汗药麻翻，重则登时结果”，将人的精肉片做成腊肉，肥肉拿来煎油点灯。通过朱贵的酒店，对往来客商实施抢劫，是当时梁山泊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　　王伦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四人时代的梁山泊，据柴进介绍，“有七八百个小喽罗”，而据阮小二的估计，则是“聚集了五七百号人”，整体数字相差不大。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食量。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，将每人每天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，则平均每人每天耗粮三斤，月耗食量为700×3×30=63000斤。这一指标是衡量一个山寨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，它意味着：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，山寨就面临饥荒、内乱、崩溃的危险。
　　不过，王伦时代梁山泊的规模并不大，和后来宋江时代的几万人马相比，显然不值一提，但是，由于梁山泊的优越地势，山林湖泊相得益彰，易守难攻，占尽地利，因此，尽管其主营业务较为单一，仅仅是“打家劫舍，抢掳往来客人”，但由于摊子不大，也就700来号人，因此，仍然可以像阮小五所说的“论秤分金银，异样穿绸锦，成瓮吃酒，大块吃肉，如何不快活！”
第二章　　火并王伦——血腥的恶意并购
　　策划发动梁山第一次大规模格局重组的，是智取生辰纲的八人团队。这个团队的最初发起者是晁盖、吴用、刘唐三人。刘唐提供的是信息——有这样一笔生辰纲要送到东京。吴用提供的是谋略和组织安排，而晁盖，凭着他在江湖地位的地位、敢作敢当，成为这次行动的首领。
　　“人多做不得，人少又做不得”，吴用去梁山泊边的石碣村，说服了“三阮”——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加入行动。而公孙胜则来了至关重要的信息：杨志为梁中书押送十万生辰纲的路线——黄泥冈路线。得到这一情报，他们才可以从容不迫地精心安排，以逸待劳，坐等杨志送生辰纲上黄泥冈来。
　　而另一个成员白胜，他家距黄泥冈仅十里之遥，成了这次行动的联络点和中转站。
　　其实，吴用早就谋划了入伙梁山泊这条道路。当宋江将生辰纲一事被官府侦破的消息紧急通知晁盖后，面对惊慌失措的晁盖，吴用胸有成竹地道：“我已寻思在肚里了。如今我们收拾五七担挑了，一齐都奔石碣村三阮家里去。”而晁盖却从来没有想过会有朝一日会落草，呆头呆脑的他仍然没有明白个中就里，问道：“三阮是个打鱼人家，如何安得我等许多人？”吴用只能进一步点破：“兄长，你好不精细！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，便是梁山泊。如今山寨好生兴旺，官军捕盗，不敢正眼儿看他。若是赶得紧，我们一发入了伙”。吴用布下“三阮”这样一颗“闲棋”之时，就已经预谋了日后的吞并梁山之举。
　　如果没有林冲这个内应，这次并购一定不会这么成功。
　　晁盖等人本来只是提出“入股”梁山泊，但是，王伦惟一的愿望是守着这个摊子过安稳日子，王伦知道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有时候强龙能压地头蛇，因此，他拒绝了晁盖的入股请求。于是，投资入股不遂的晁盖团队，干脆和梁山中原来的“少数股东”、心怀不满的职业经理人林冲，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恶意收购，彻底改组了梁山。
　　林冲早就已经对王伦十分不满。他上山时，王伦百般刁难，“雪天三限”；昔日天下闻名的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只坐得小小山寨的第四把交椅，屈居于除了身材高大一无所长的杜迁、宋万之下。
　　而王伦心里也十分清楚，山寨众人里面，惟一有实力将他的寨主之位夺去的，就是这位林冲。因此他心中甚为防备，而这种心理的表现，就是林冲所见到的“心术不定，语言不准”。恶性循环形成了——王伦越是防着林冲，林冲就越是憎恶王伦，双方的敌视感在与日俱增。只是在山寨中相对平衡稳定的环境中，双方都没有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，暂时相安无事。林冲想要灭掉王伦，恐怕寡不敌众，也没有一个导火索引发林冲的冲动；而王伦既然已经接纳林冲，碍于柴进的面子和林冲的武艺出众，也就隐忍不发。
　　而晁盖团队的到来，打破了这种脆弱的平衡，虚假的稳定。
　　从王伦的角度来看，这伙人比林冲更难对付。他们智取梁中书送给蔡太师的十万贯生辰纲，胆大包天，且财力雄厚，可以大把赏赐喽罗收买人心，他的那些手下本来就是为了钱才落草的，眼下来了这样一个大财团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见异思迁，嫌贫爱富呢？而更可怕的是，就这七八个人，竟然还打败了何涛所率领的五百官军，更是说明了其强大实力，可以随时在梁山翻天覆地；而上山的七个人中，晁盖的江湖威望和号召力、吴用的算无遗策、公孙胜的神通广大、阮氏三兄弟的水军实力、刘唐的武艺都远在山寨中的诸人之上，而山寨中惟一的一流人才——林冲不仅不是自己的亲信，而且还很可能和晁盖等合谋算计自己。
　　摆在王伦前面的，有几种选择。第一种选择是收留。梁山泊的实力固然将大大增强，不过，王伦显然对驾驭这个局面完全没有信心，自己的寨主宝座甚至生命，随时面临着威胁；此外，这伙人已经劫了生辰纲，打败了何涛的五百官军，想必官府不会善罢甘休，而可想而知的大兵压境，也将打破王伦“小盗即安”的“太平强盗”梦。王伦迅速地否定了这种可能。
　　第二种选择是：收留晁盖等七人，同时让出寨主之位给晁盖，自己老老实实地做一个“顾问”。这样，虽然失去了寨主一位，但毕竟可以保得性命，同时，在山寨做一个坐享其成的元老，恐怕并不困难。做个“社会贤达”，开寨元勋，从此不问山寨政事，只管分钱享乐，酒肉美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然而，以王伦的智慧和胸襟，显然无法让他做出最为明智的抉择。明知抓不住，却偏要不放手，一个最不适合做寨主的，却创建了梁山泊，命运和王伦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
　　第三种选择，也是最为一厢情愿和愚蠢的选择，但却对王伦来说诱惑最大。就是像当初对待林冲一样，出几锭银子，打发晁盖等七人下山。然而，王伦忘了一点：当初都没有能够把单枪匹发的林冲打发走，又怎么可能赶走武艺不凡、实力强大、坐拥巨资、谋略出众的晁盖七人集团？
　　当王伦选择了第三种方案之后，一切都已经不再有悬念。林冲与晁盖集团通过一次秘密会见达成默契。在吴用的游说之下，林冲的火并决心已下：为了梁山的发展壮大，王伦非死不可；为了他林冲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安身立命，王伦非死不可。
　　于是，在王伦为晁盖们举行的“送别宴”上，送走的不是晁盖集团，而是一心只想做太平强盗的梁山泊创始人、兼第一任CEO——王伦。
　　在人头落地前的最后一刹那，王伦大叫“我的心腹在哪里？”时，无人应答。
第三章　　梁山的新董事会和分肥体系
　　林冲的智慧——扶晁盖任董事长
　　林冲火并王伦之后，除了世事洞明、人情练达的吴用之外，恐怕每个人都认为林冲自己想做梁山泊之主。根据常理，世上发动政变者，大部分都是想取彼而代之。然而，林冲的选择，出乎常人意料。
　　林冲割下王伦的首级后，吓得王伦的旧部杜迁、宋万、朱贵慌忙跪下说道：“愿随哥哥执鞭坠镫！”他们的判断是：林冲已经与晁盖集团结合，火并王伦，林冲将是山寨之主，而由于晁盖集团的雄厚实力，完全可以抛开他们几位山寨元老管理梁山泊，因此，作为山寨元老的杜迁、宋万、朱贵，不但不能再以元老自居，而且，如果被当作“王伦余党”铲除也不奇怪。
　　此时，晁盖似乎也没有摸清林冲的底牌，他的反应也极为老道。晁盖“慌忙扶起三人来”，一旁的吴用则“就血泊里拽过头把交椅来，便纳林冲坐地”，叫道：“如有不服者，将王伦为例！今日扶林教头为山寨之主。”吴用这番话，可谓半真半假。所谓“半真”，是说晁盖、吴用没弄清，林冲究竟想不想做梁山寨主？所谓“半假”，是指吴用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前，在与林冲的那次秘密会晤上，就笑着告诉晁盖：“兄长放心，此一会倒有分做山寨之主。”虽然晁盖一再谦让自己“只是个远来新到的人，安敢便来占上？”，但林冲坚决地把他“推在交椅上”，黄袍加身。事实上，假如林冲当时真的起了贪念，做了寨主，梁山将很可能出现第二次火并。扶晁盖上位，是林冲一生中最有智慧的抉择之一。
　　改组董事会，重建经营班子
　　虽然晁盖坐了头把交椅，然而，这次董事会的改选，却是由林冲提名，或者说“任命”的。
　　林冲将吴用排在第二位，负责“执掌兵权，调动将校”，相当于CEO——首席执行长；将公孙胜排在第三位，理由是“名闻江湖，善能用兵，有鬼神不测之机”，从实际的工作安排来看，像是个不太管事的“副董事长”。林冲自己居第四位，从实际负责的事务来看，COO——首席运营长。
　　这四位，基本上组成梁山新的董事会。晁盖、公孙胜、吴用三个智取生辰纲的成员，四席之中有其三，居绝对多数地位，大局已定。
　　不过，晁盖终究仅仅是做个豪爽庄主的料，他无法进行梁山管理上的大创新，只是简单地沿用了王伦时期的排名制。而且，在各职能部门、组织结构的设置上，也基本“王规晁随”。而吴用只是一个辅佐之才，说到继往开来，革故鼎新，未免力有不逮了。“晁盖新政”时期的梁山企业，与王伦时代相比，没有质的变化，只是量的增长，扩大了规模、细分了职能、改善了盈利模式。
　　接下来得安排经营班子了。经营班子的成员，得从第五把交椅开始排了。晁盖先虚晃一枪，作出高姿态：“今番须请宋、杜二头领来坐”。杜迁、宋万两人惟一的优点，就是有自知之明，他们想：“自身本事低微，如何近得他们？不若做个人情”。两人明智地对晁盖的“盛情”坚持推辞，老老实实地做垫底。难怪黄永玉《大画水浒》中，在画到杜迁时，评论道：“看定自己没有真本事，倒是人生第一大学问”，而在画到宋万时，黄永玉则点评道：“王伦的毛病，就在于有自知之明，却舍不得放手。当个社会贤达有何不好？”画中的杜、宋二位头领，坐在交椅中，甚为自得。混个小康生活，不用干活管事，照样分金银，穿绸锦，喝酒吃肉，当个社会贤达，不亦快哉？何必像王伦一样，为了一个势必要失去的位置死于非命，身首异处呢？
　　刘唐排在第五名，他是第一个带来生辰纲情报的人，功劳不小。三阮的排列是第六、七、八位，按兄尊弟卑的次序排列——在功劳和能力没有明显区别的情况下，只能由伦理和习惯来发言了；垫底的是王伦旧部：杜迁、宋万、朱贵按原来的顺序，坐了第九、十、十一位。
　　至于其他的王伦旧部，那些中层干部和喽罗们，晁盖叫他们“各依旧职，管领山前山后事务，守备寨栅滩头，休教有失”。在高层的大地震之后，对于底下的小兵小将来说，给谁打工不一样呢？
　　新“分肥体系”
　　“薪酬体系”、“激励机制”这些名词，听着都不如“分肥体系”来得直接、明白、贴切。
　　新董事会成立，经营班子重组之后，晁盖们上山所做的第一笔“业务”（当然还是打劫），是怎么进行利润分配的呢？“众头领看了打劫得许多财物，心中欢喜。便叫掌库的小头目（梁山已经有了专职会计核算人员或仓库保管人员，职能分工已经开始细化），每样取一半收贮在库，听候支用；这一半分做两分，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，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。”
　　首先，将打劫所得的财物，平均分为公私两部分：一半用于山寨的公共事务：比如“修整寨栅，打造军器——枪刀弓箭，衣甲头盔，安排大小船只，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杀”，赏赐有功喽罗，花钱贿赂官府官吏、接山寨大头领的家小上山居住生活、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。。。。。。哪样不要花钱？这部分钱，是企业留存的未分配利润，用于各种成本费用开支和扩大再生产。
　　而余下的一半财物，又平均分成两半，也就是说，全部财产的1/4，由十一位有交椅的大头领均分；另外的1/4，则由其余的七八百号喽罗平均分配。显然，十一位头领所分得的财产，和七八百名喽罗的一样多，即平均每位头领分得的份额，是每位喽罗的70倍左右。梁山的新“分肥体系”，在不同阶层之间，收入差距拉得很开；在相同阶层之内，则实行平均主义。
第四章　　推倒重来，废除排名制
　　——宋江上山之后的组织革命
　　梁山这个组织的历史，可以分为“宋江上山以前”和“宋江上山以后”。在组织管理上，就好象通用汽车可以分为“斯隆掌舵以前”、“斯隆掌舵以后”，IBM的历史可以分为“沃森掌权以前”、“沃森掌权以后”，美国零售业大佬西尔斯的历史，可以分为“伍德将军以前”和“伍德将军以后”。一个人对组织的影响如此之大，以至于整个组织，成为他的性格、优点、缺陷和喜好的延伸和放大。资产合并，宋江系实力占大头宋江上山，在梁山历史上的意义，比晁盖上山重要得多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宋江上山，不是单枪匹马上来的，而是带了一大帮人，一大帮很有实力的人，比如：箭术和李广有一拼的花荣、脾气大本事也大的秦明、杀人不眨眼的李逵、在水里游得比鱼还快的张顺、走路比赤兔马还快的戴宗，等等，一下子带上来二十几号将领，还有很多这些将领的老部下。和上次晁盖上山时的情况类似，新上山的队伍实力，超过了原来在山上的旧力量。
　　宋江上山之后，梁山的董事会成员变成了四位：晁盖、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。而各位“有座位的”头领——各个职能部门的管理层，数量也急剧增加，宋江的带来的二十几位头领，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。宋江带上山来的，还有很多喽罗、士兵，主要包括他一路“并购”来的清风山、黄门山、对影山的人马。在这种局面下，梁山的旗帜要想不“变色”，恐怕很难了。
　　废除排名制，解决组织制度大难题
　　虽然在名义上，宋江还是坐在晁盖之下，屈居第二，但是，宋江“不按牌理出牌”，下了一招妙棋：废除排名制，彻底改变了梁山的组织制度。他在没有事先征求晃盖、吴用、公孙胜三人意见的情况下，当仁不让地径自开口，发布了他的“1号命令”：“休分功劳高下，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，新到头领到右边客位上坐。待日后出力多寡，那时另外定夺。”也就是说，不管以前功劳、资历如何，以前的排名统统不算，以后按照功劳，重新考核，再评定座次。
　　从此，梁山从王伦时代就开始实行的基本组织制度——排名制，被宋江废除，直到最后梁山已经形成“小朝廷”的规模和实力，108将排座次时，才重新拿出来使用。
　　宋江的这道“1号命令”，可以说是公私两得。从“公”的角度来考虑，二十几位来路不同的新头领一起上山，这些人的素质、才能、贡献自然参差不齐，更何况，梁山公司中原来已经有不少头领，包括王伦旧部、智取生辰纲的晁盖旧部、林冲等以“个人”身份加入的独立人士，如果现在马上就排座次，那么，以什么指标来排，才能服众呢？是资历、年齿、功劳，还是能力、武艺、人缘，抑或是“政治站队”、与晁盖或宋江关系的亲疏？旧头领们已经占据了“前排的好座位”，后来上山的新头领们，难免会在排座上吃亏，只能“上后排挤挤”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梁山就会失去再吸收精英的能力——论资排辈为主的企业，总是没有办法吸收人才，并且总会导致整个队伍的平庸化。后来上山的呼延灼、关胜、花荣、卢俊义、柴进、武松、鲁智深等人，怎么会甘愿坐到杜迁、宋万的后面呢？
　　推倒重来，一石二鸟，公私两得
　　宋江废除排名制的“1号命令”，一下子将除董事会四位成员之外的排名，全部打乱“归零”，从此，甩掉了以往历次排名的历史包袱，梁山也因此万象更新——不要再谈你什么时候上山的资历了，不要再谈你与某头领的多年“战斗友谊”了，不要再谈你曾经为山寨打家劫舍、抗击官军立过的功劳了，这些统统不管用了。
　　从“公”的角度来讲，宋江废除排名制的“1号命令”，打开了梁山发展的无限向上空间，把每个人内心深处潜藏、但过去无处发挥的理想、欲望，统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释放出来了。
　　从现在起，无论是新头领还是旧头领，每人拿到的，都是一本崭新的“考核本”，一份新的“履历表”打开在你的面前，考核指标只有一个：功劳大小。愿意出多大力气，为你的排名向前挪动而努力，取决于你自己。可以想象，很多人在摩拳擦掌，枕戈待旦。这将是一个好战的山寨，一个热衷于扩张的山寨，一个永远无法填满自己欲望的山寨。那些自认为技高一筹，颇具实力的来自原来朝廷的将领们，更是高兴：这个考核体系，远远强于大宋朝廷的考核体系！从此，一刀一枪，征战“沙场”，虽然不能封妻荫子，但至少也能山寨中一展抱负，不枉为人一世！
　　而从“私”的角度讲，宋江的“1号命令”，已经把晁盖完全架空，掌握了梁山的实权、实力、实利。相当于在不动声色，谈笑风生之间，完成了一场宫廷夺权政变，把梁山的实际领导权，抓到了自己手里。
　　宋江废除排名制的“1号命令”，等于将晁盖以往的山寨旧权力体系，从根子上全部推倒，山寨中各头领的前途命运，完全取决于其立功，而所谓立功，当然要在梁山的东征西讨、南征北战中得到体现。然而，晁盖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，远远不如宋江，后来所有的重要战役，如三打祝家庄、攻打高唐州等，全部是在宋江的指挥之下，因此，所谓立功，当然就是在宋江麾下的战斗表现。
第五章　　短暂的吴用代理CEO时期
　　宋江带着二十几员猛将和大队人马，与原来晁盖系执掌下的梁山合并。就像无数类似的公司并购一样，一开始看上去是合并，可是，不久以后当事人就会发现，其实这是一次收购。
　　晁宋并立，吴用暂时代理CEO
　　晁盖上山早，收购了王伦系的股份之后，成了梁山的董事长兼CEO。宋江上山以后，晁盖仍然是董事长，而宋江出任副董事长。不过，两人地位基本相当，晁盖在名份上略高一头。论实力，宋江系的人马虽然占有优势，但与晁盖系的差距不是很大，双方真正的差距，是在三打祝家庄以后才拉大的。在这种比较尴尬、比较微妙、比较危险、比较紧张的气氛下，吴用当仁不让，短暂代理了梁山的CEO一职，主管山寨事务，并在晁宋两人之间进行协调。等到三打祝家庄之后，才辞去这一职位，令梁山平安渡过了两强合并之后最危险的磨合期。
　　这种情形，在近几年的跨国公司并购中，有点像1998年花旗与旅行者公司的合并。旅行者的桑迪·威尔，花旗的约翰·里德，两强对峙，引入前任财政部长罗伯特·鲁宾，加入花旗集团作为主席办公室的第三名成员。当然，鲁宾没有吴用的代理CEO的职权。后来的结局也类似，两强相争，必有一伤。在花旗的故事中，约翰·里德黯然下台，桑迪·威尔“反客为主”，独掌大权；而在梁山的故事中，宋江也同样上演了“反客为主”的剧情。
　　这次三打祝家庄之前的梁山人事重组，维持的时间很短暂，不过，它作为晁宋两系对峙，吴用代理CEO期间的过渡政权的意义，很值得一看，对很多公司的并购，都有借鉴价值。
　　完善职能部门，任用专业人士
　　吴用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对梁山的情报系统进行大扩张。朱贵仍掌管梁山东面的酒店；童威、童猛兄弟，在梁山西面开设酒店；李立，在梁山南面开设酒店；石勇，在梁山北面开设酒店。这四家酒店，负责“专一探听吉凶事情，往来义士上山。如若朝廷调遣官军捕盗，可以报知如何进兵，好做准备。”
　　四家酒店承担着侦察打探情报，接待各地客人的任务。四家酒店中，历史最久的东山酒店，仍由晁盖系的朱贵掌管。其余三家酒店，均由宋江系亲信负责。在接下来的三打祝家庄战役中，石勇的酒店北山酒店，接纳了前来投奔的孙立集团，而被石勇截下，没有上山见晁盖，而是直接投入了宋江的战斗队伍中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他们来到了朱贵的酒店，也许朱贵就会立刻送其上梁山见晁盖，孙立集团也许就将成为晁盖系的人马。可见，谁对酒店这一情报系统失去控制，就成了瞎子、聋子。
　　接下来，吴用完善了梁山的职能部门，他开出了一张任命名单。
　　陶宗旺担任总监工，负责固定资产投资，负责“掘港汊、修水路、开河道、整理宛子城垣，修筑山前大路。”陶宗旺属于技术性官僚，与政治派别关系不大。主要是利用他“原是庄户出身，修理久惯”的专业技术与才能。
　　蒋敬当CFO，首席财务长，负责“掌管库藏仓廒，支出纳入，积万累千，书算帐目。”蒋敬号称神算子，高考落榜，但算账很有一套。穆春、朱富负责管收山寨钱粮。
　　萧让负责建立梁山的公文系统，“设置寨中寨外，山上山下，三关把隘许多行移关防文约，大小头领号数。”金大坚的职责和萧让是一体的，他负责“刊造雕刻一应兵符、印信、牌面等项。”侯健则负责军需部门，管造衣袍铠甲、五方旗号等件。
　　以上的陶宗旺、蒋敬、萧让、金大坚、侯健五人，都是身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官僚，哪怕像财务这种要害部门，固定资产投资这种肥缺，仍然坚持了使用专业技术人士的用人原则，这是可圈可点之处。而穆春、朱富一个是富家子弟，一个是酒馆老板，对于钱粮之事，也并不陌生。
　　另外，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，马麟没有这个特长，所以很快被换掉，这是个过渡性职位；刚上山的李云监造梁山公司一应房舍、厅堂，李云刚上山一天，就拿到这个肥差。这里头有个细节，值得讲一下，涉及到晁宋两系的博弈平衡。
　　按照宋江上山时颁布的“1号命令”，宋江上山前的旧头领坐一边，宋江上山后的新头领坐一边。可是，这次李云、朱富上山，晁盖却让他们坐到白胜这些“旧头领”一边，这无疑是晁盖的一个“小动作”。
　　其余的人事安排基本正常，宋万、白胜去金沙滩下寨；王矮虎、郑天寿在鸭嘴滩下寨；吕方、郭盛在聚义厅两边耳房守卫。吕方、郭盛虽然算是宋江系的人马，不过，放在耳房当亲兵守卫，主要还是看中他们两人的英俊潇洒。
　　另外，宋清专管筵宴。很多人认为，宋清百无一能，就知道“酒食口腹之事”。其实不然。“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”是很多江湖草莽英雄上梁山的一大理想，这是关系到梁山民心、军心的大事，宋清是宋江之弟，宋江素来以广交天下英雄出名，宋清对于安排筵宴，应该很有经验。
　　杜迁：把守三关，防范内讧
　　吴用对杜迁的任命，值得所有做并购的企业咀嚼。他下令，“山前设置三座大关，专令杜迁总行守把，但有一应委差，不许调遣。早晚不得擅离。”
　　这个任命来得蹊跷。论才能，论本事，在此时的梁山公司，杜迁绝对不够资格坐这个关键的位置。但是，杜迁是梁山资格最老的两个创始人（王伦、杜迁）之一，资历最老，镇得住这些新上山的后辈；政治上，他比晁盖、宋江上山都早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渊源，立场中立；阅历上，见识过了林冲火并王伦的场面，心有余悸，知道在宋江系人马大批上山的时候，很容易“擦枪走火”，引发内讧。因此，他把守这个关口，不是防官军的，而是防范内部的“不满分子”。
　　所以，吴用专门让杜迁“但有一应委差，不许调遣。早晚不得擅离。”除了吴用的，不管是晁盖还是宋江的命令，杜迁都可以不听。当年太平天国的“天京事变”，东王杨秀清、北王韦昌辉、翼王石达开自相残杀，大伤元气，就与太平天国军事、组织制度的不合理有关。而许多企业在并购之后的内斗不断，其祸根，很多都出在组织结构的设计上。吴用这个过渡期的代理CEO，给大家上了一课。
第六章　　晁盖退出舞台，宋江独揽大权
　　晁盖为何反对这次并购？
　　三打祝家庄，是梁山上晁盖、宋江两派势力、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后一次大交锋。晁盖这个梁山公司的董事长，是不主张这次并购的。宋江这个副董事长极力建议，靠着他威信和吴用的支持，使得这一提案被勉强通过。在这次并购中，宋江押上了他的所有政治资本，终于在这次豪赌中险胜。
　　晁盖反对这次并购，有公私两个原因。从内部政治的“私”来讲，宋江加盟梁山之后，晁盖系与宋江系形成了脆弱的权力平衡。但是，一批批的江湖人物不断在宋江系人马的引荐之下，加盟梁山，例如与祝家庄发生冲突、上山请求发兵相救的杨雄、石秀，就由宋的嫡系戴宗引荐。如果任由宋江系的势力如此无休止地、如藤蔓般地借助关系网不断延伸扩展开去，将膨胀到自己无法加以控制的程度。因此，在杨雄、石秀上梁山请求发兵攻打祝家庄、营救被祝家庄抓住的时迁之时，一向乐于助人的晁盖，断然拒绝，甚至要将杨雄、石秀推出去杀了。
　　从“公”的角度来看，梁山现在人员急剧增多，经济负担急剧增加，如果要向外扩张，肯定要连年战火，不得安宁。而上山前安于做一个富庄主，上山后安于做一个太平寨主的晁盖，显然对于这种急剧地、无休止地向外扩张，很不感兴趣。
　　宋江的并购理由
　　宋江不惜和晁盖唱反调，坚持要打祝家庄的原因，有几个。
　　一是祝家庄作为老牌大公司，拥有庞大的现金和资源储备，而梁山公司当时表面上风光无限，蒸蒸日上，其实现金和资源储备却十分不足。正如宋江所讲的，“眼下山寨人马数多，钱粮数少”。梁山的日常开销很大，比如，杨雄、石秀两人刚一上山，就享受“拨定两所房屋，每人拨十个喽罗伏侍”的待遇。这些待遇靠什么来维持？当然要钱，要粮食。上万人马要大吃大喝、要穿绸裹缎，这些都需要源源不断的白花花的银子！
　　祝家庄的现金和资源储备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宋江说过：“若打得此庄，倒有三五年粮食。”我们来算个账：打下祝家庄以后，梁山将士把“祝家庄多余粮米，尽数装载上车；金银财赋，犒赏三军众将；其余牛羊骡马等物，将去山中支用。打破祝家庄，得粮五十万石。”在宋朝，1石约有76公斤，那么，打破祝家庄，梁山得粮足有38000吨！以梁山公司两万人马计算，假设每人每天放开肚子吃，一天吃3斤（1.5公斤），也足够梁山人马吃将近三年半。
　　宋江讲了四个攻打祝家庄的理由：“一是山寨不折了锐气；二乃免此小辈，被他耻辱（这两条都是面子问题）；三则得许多粮食，以供山寨之用（这是里子）；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（不但要得财，还要得人）”
　　晁盖、宋江这两位董事会成员僵持不下之时，吴用投了最关键的一票：
　　“公明哥哥（宋江）之言最好，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？”吴用表态了，杨雄、石秀不能杀，应该攻打祝家庄。正是因为吴用这关键的一票，使得强行并购祝家庄的提案，以微弱优势勉强得以通过。
　　晁盖退出舞台，吴用倒向宋江
　　吴用的这一票，还意味着他在面对晁宋二人的权力之争、梁山是“守成”还是“扩张”的路线之争上，站到了宋江的一边。晁盖企图阻止梁山不断并购的努力彻底失败，而宋江的扩张路线成为主流。从这一刻起，晁盖对于梁山公司的上上下下来说，成了一具名存实亡的符号，梁山的真正主人，已经是宋江了。当然，如果攻打祝家庄失败，宋江就得退出舞台。
　　这次并购案，晁盖基本没有参与，而此后的一系列南征北战，晁盖都成了一个无关轻重的旁观者，只有送行和庆功的仪式上的义务。宋江告诉他，“只是哥哥（晁盖）山寨之主，岂可轻动？小可不才，亲领一支军马，启请几位贤弟下山，去打祝家庄。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，誓不还山。”从此，宋江每次都用“哥哥山寨之主，岂可轻动？”这句话，将晁盖“软禁”在山寨中，不能下山征讨建功，直到最后攻打曾头市时，晁盖实在寂寞难耐，亲自出征，结果被史文恭一箭射死，终结了它在梁山中的符号式生命。
　　而三打祝家庄得胜之后，作为梁山正式走入“宋江时代”的标志，又进行了一次组织结构大调整。这次调整是由宋江所主导的。书中写道，“且说晁盖、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，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。吴用与宋公明商议已定，。。。。。宋江道：。。。。。。。”请注意，只是吴用和宋江两人商议决定，根本没有晁盖的份了。
　　除了安排更多新加盟的专业人士以外，这次调整有个重要变化：原来吴用代理CEO期间，作为防止晁、宋两派势力内讧的安排——让杜迁“总行守把山前三座大关，但有一应委差，不许调遣”——被取消了，改为解珍、解宝守山前第一关，杜迁、宋万守宛子城第二关，刘唐、穆弘守大寨口第三关。
　　对于晁盖来说，更具有讽刺和威胁意味的是，宋江和吴用决定，派杨雄、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。杨雄、石秀这两位，刚刚在不久前上山请求派兵打祝家庄时，差点被晁盖下令推出去杀掉。他们对晁盖纵然不怀恨于心，也肯定没有半点好感。这个任命，正是晁盖退出历史舞台，宋江独揽大权的最佳注解。
第七章　　主流化改造与“招安”的豪赌
　　引入精英，进行主流化改造
　　完成对祝家庄的艰险并购之后，梁山这个“暴发户”终于拥有了与主流精英平等对话的能力。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山寨的加入，对于梁山来讲，意义已经不是太大。二龙山、少华山、桃花山、白虎山、芒砀山，有的三五百人，有的七八百人，芒砀山则有三千之众，尽管这些新加入的队伍中，有着史进、武松、鲁智深这些业界很有影响的人物，可是，他们对梁山的发展，只是量变的累加，无法实现质变的飞跃了。
　　中国民营企业“暴发户”，总要经历梁山这个阶段。创业时期的草莽英雄们，固然余勇可贾，可是，确实也有点“跟不上形势”、上不了“台面”。这时候，就得引入外界的精英，比如弄个在微软、IBM、通用电气之类的大山头做过大中华区总裁、全球副总裁之类的学历、资历、阅历都镇得住场面的人。既可提升企业在江湖上的声望，又可以在纳斯达克、香港、A股上市时，添加几重光环，如果运气足够好，请来的这位不光外表光鲜，而且还是个有本事的“真佛”，那就更好，可以帮企业实现主流化改造。
　　对于梁山来讲，能够帮它起到主流化改造作用的，是呼家将的后代呼延灼、关羽的后代关胜、皇帝身边的高级保安部队头领徐宁、皇家后代龙子龙孙柴进，“堂堂一表，凛凛一躯；生于富贵之家，长有豪杰之誉；力敌万人，通今博古”的河北玉麒麟卢俊义。
　　解决宪法危机
　　被宋江架空的晁盖，耐不住寂寞，冒险进攻曾头市，结果被一箭射死，临死前，他留下一句话：“贤弟莫怪我说，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，便教他做梁山泊主。”这是表面宽厚纯朴的晁盖，给宋江设下的一道大难题。以宋江的武功，梁山上最不可能捉住射死晁盖的史文恭的，可能就是他了。这样一来，梁山的寨主之位，成了凡有本事的人就可以试一试的公物。而原来以为铁定接班的宋江，只能暂时当个过渡性质的代理董事长兼CEO。
　　中国的企业，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，有一个不同之处。对于股东之间的分歧，虽然表面上都是“51%票数的暴政”、“三分之二票数的专制”，可是，中国的企业，即使以多数表决强行通过决议，但是，大家还没有学会在分歧下的合作，这个企业多半会从此多事，乱象丛生，以至于一蹶不振。宋江知道，不管谁捉住史文恭，宋江如果硬要坐这把交椅，谁也拦不住。但是，这样一来，他的政权合法性就大受质疑，而晁盖旧部、新上山的这些有头有脸的外界精英，都会不服，梁山就面临着内讧而失败的危险。他和吴用的解决办法之一，就是请卢俊义上山。
　　宋江自己出身小吏，起自草莽，可是，卢俊义的出身、能力、气魄，都能够镇得住那些上山来的新精英。为了让卢俊义死心塌地，宋江和吴用设计，把与卢妻通奸的李固利用起来，让他害卢俊义进入死囚牢，然后宋江率兵把他救出。这是救命之恩，卢俊义从此心服口服，别无二心。所以，虽然在攻打曾头市一役中，卢俊义阴差阳错，鬼使神差地捉到了史文恭，但无论从资历、道义上来讲，卢俊义都不会坐、不敢坐这把交椅。
　　顺便说一下，攻打曾头市一仗，宋江派出的将领，要么是其他山寨刚上山不久、资历极浅的头领，要么是花荣这样的宋江绝对嫡系，这两类人，既使捉住卢俊义，也绝对没有争夺寨主之位的可能。既不用呼延灼、关胜等名将，也不用报仇心切的晁盖旧日亲信，只有一个卢俊义，不知道曾头市战役的复杂历史背景，立功心切，非得参加战斗，宋江无奈之下，只得拨给卢俊义区区500人，去最不可能立功的偏僻山路埋伏，而其他五路大军，都是每路5000人。
　　既是真招安，也是假招安
　　宋江的“招安”问题，一向争议最多。金圣叹等人认为，宋江的招安纯粹是虚伪的，是欺骗、引诱那些精英们上梁山的一种说辞。而后来的许多评论家认为，宋江“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”，是真招安，不过，他的真招安是愚忠，不但葬送了自己，也葬送了梁山。
　　我的观点是，宋江的招安，既是真招安，也是假招安。所谓真招安，是指宋江招安的行动是真；所谓假招安，是指他招安的心是假。
　　中国历史上，历次改朝换代的开国皇帝，极少有在一个山寨的规模时，就打出自己的旗号来宣布要夺皇位的，几乎找不出这样的先例。连元、清这两个部族政权，也曾有过对中原政权的表面“臣服”。即使是汉朝的刘邦、明朝的朱元璋，这两个公认的“白手起家”的开国皇帝，也是先在别人的旗号下发展实力，到羽翼足够丰满时再自立门户的。其实，当年在浔阳楼上所题的反诗，是宋江惟一一次醉酒后的真情流露，“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”，这说明，宋江的招安，不是他的本心，而是他的策略。
　　至于备受争议的征方腊之举，其实只要弄懂宋江的“招安”动机，就很容易明白。宋江招安不光是为了混个官位，而是为了积累实力，伺机造反。但要想积累实力，首先就不能让这支队伍被拆散，要使它招安后还能够成建制地在宋江领导之下发展，这就必须有一个有力的借口，征方腊就是最好的借口。宋江的如意算盘是，像以往的历次出征并购一样，把方腊的势力也吃过来，纳入宋江麾下，这样，他就有足够的实力和朝廷叫板。不料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这一次拼了个两败俱伤，把自己的老本赔掉了。造反的本钱既然赔掉，那就退而求其次，混个仕途的发展，假招安变成了真招安，索性把“忠君”旗号打到底吧。作为一个输光本钱的赌徒，后来被仇人设计除掉，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。